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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3-02 15:56:40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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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折磨的灵魂

创伤(大写T)提出了它自己特殊的移情反移情挑战。Bromberg(1998,2003)认为，通向患者分离状态的路径通常是通过分析者的内部思考出现的。Ogden(1997)强调了分析者幻想的潜力，以及从他和病人共同经历的经历中提取出的丰富意义。但精神分析学传统上要求深入探究过去和记忆，它似乎需要一个更具体、更连贯的叙述，而不是针对查理的虐待历史和他的不信任、混乱的依恋。如果查理的情况看起来异常模糊或令人费解，那是因为，对我们在咨询室的人来说，这两者实际上都是。再一次，对于查理来说，语言是混乱和矛盾的，但是在房间里的创伤性的“无名的恐惧”是生动的，占据了整个房间。在治疗过程中，非符号化的模糊和情感的滴定——与叙述平行运行，符号化的现实——有时怎么会促进成长呢？面对无法忍受的痛苦，见证和言语化的作用是什么？

Rosenblum(2009)专门写了大声说出创伤对幸存者的危险，包括精神病发作甚至自杀的风险。面对“灵魂谋杀”(Shengold, 2000)，查理言语的不透明性和不死性矛盾地成为了他文字上生存的关键。创伤鬼魂的口头启示(甚至是启示的可能性)可能是完全灾难性和毁灭性的:语言的含义非但不能安抚恐惧和危险，反而会使之恶化，粉碎对疯狂、暴力和“我怎么敢?””的感觉。

在临床上，我认为中立的概念是一种不引人注目的，均匀盘旋的注意力它承载着一种目标，一种对非撞击和主观经验的深刻和持续的尊重，一种“与其他治疗目标相比，对探索和自我认识的承诺”对某些受创伤的病人特别有帮助。与其专注于创伤历史的语言叙述(可能是分裂的和/或言语前的，以及过度的威胁)，我们可以等待，试着抱持和涵容，给病人宝贵的空间，看看在即时的移情和反移情体验中展现了什么。正如Winnicott(196,1965)所认为的，我们可以尊重病人的“全能领域”。词语可以被反常地使用，颠覆或破坏意义，也可以表达和创造意义。见证，一种与他人无法忍受的经历的情感接触，可以作为舌头混乱的部分解药，不一定需要被口头识别、涵容或代谢。事实上，查理坚持的含糊不清并没有给我太多选择:我的大脑变得麻木，我的身体吸收了恐惧和暴力，容纳了它所能容纳的，当它被压倒时，它给了我有价值的情感信息。巴赫(1985)曾写过“不可思议”的情感——或者说肉体主义——是如何揭示和隐藏令人困惑的语言前状态的。因此，有时候，倾听我的身体比听查理的话告诉我更多。

(Bion(1962)建议我们成为一个受欢迎的客体，能够接受病人的非语言投射。但Bion也提到了“无名的恐惧”，因为他意识到，我们欢迎、见证、包容和消化的东西确实是有限度的。)

情感，主要存在于我的身体里，常常是我了解那些无法说出口的东西的唯一线索。我们被迫进入肉体的遭遇，因为言语威胁着无法忍受。所以，幽灵的躯体化盛行是因为，正如弗洛伊德(1923/1961)的名言所说，第一个自我是一个身体自我;因为我们的身体接收和表达无意识的、前意识的、分离的、压抑的、神秘的、跨代传递的情感，这些情感无法被涵容或代谢。因为整合不足、代谢不足、符号化不足、代表不足、内化不足的精神现象，会永久地困在未经构想、未经思考的身体形态中;因为查理内心的很多东西都是简单的、疯狂的、无法忍受的、不死的。

我怎么“知道”这个?机构债券。身体说话。有时比言语更有力、更响亮。查理和我之间的那种幽灵般的联系是难以形容的，大多不是用语言来表达的，也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然而，这也有可能是一种象征性的但意义深远的交流——身体自我对身体自我——关于一个人内心深处无法忍受的原始的恐惧、痛苦和失去的不死性。“知识”可以用肢体语言清楚地表达出来----但是这样的交流使得用语言来捕捉和表达“已知”是如何被知道的变得非常困难。我注意到查理的肥胖，他说这是他试图吞咽情感的结果，尤其是混乱的疯狂，以及提供了三种保护的填塞物:有东西可以躲在后面，麻木和安全。我注意到他对自己的生理性别身份感到困惑，比如——尽管有很多关于吸血鬼的比喻(例如，污染、咬人、晕厥、乱伦)，这些都可以被理解为情色的——查理对性的感觉既像一切，又不像。在临床治疗中，性行为明显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充满合并渴望的力比多欲望，我认为这是克里尼安时期的，前恋母时期的性行为，或者主要是母性转移-反转移，如Wrye和Welles(1998)所描述的。我已经注意到查理对即将死去的尸体内部腐烂部分的关注令人不安。我也注意到他的活跃，矛盾的是，他不在场，但却充满威胁。查理童年早期遭受的殴打和强奸，以及后来的自残，都是残酷的身体和情感经历:一种表达情感的身体语言的印记。虽然关于他和他父母反复虐待的细节还不清楚，但查理已经表示感到“害怕”。石化是一种保存，是记忆的另一种形式，如果你愿意，正如在《永恒》中揭示的那样，吸血鬼般的不死之身萦绕着查理，可怕无助的愤怒、痛苦和需要跳动就在他石化的表面之下。

(重新)设定为你的、我的和我们的:鬼魂的灵间-体间传递

情感的具体化给我们带来了Katz所说的查理和我之间持续的，制定的关系维度创伤在这里找到它萦绕的地方。Katz将制定维度定义为所有治疗关系的连续的、相互创造的方面。这个维度，无意识地，与更明确的，口头上象征的治疗维度，肩并肩，交织在一起。在实施维度中，没有意识或意图的分析者在实现患者的无意识客体关系或创伤经历中发挥作用。付诸行动经验将具体化并激活一些真实的东西，在分析师的内心化妆，以及在患者的内心景观。我们的大脑不能或不会感知或识别的东西进入更易于接受的心灵间空间，在那里大多数移情反移情(re)设定发生。在我看来，灵媒是一个充斥着不太具有象征意义的情感和肉体的领域，在这里，“回忆”占据主导地位，鬼魂的肉体传播盛行。

虽然弗洛伊德早期对癔病、创伤和身体的兴趣减弱，而精神分析更多地转向其他领域的兴趣，但身体作为心灵的一个基本维度是最初和典型的弗洛伊德概念。最近，跨取向的精神分析重新燃起了对身体的兴趣，身体不仅是情感表达的场所，也是人际躯体传递的媒介。特别是，有一个新兴的当代文学在人际/关系方面的躯体化。例如，Ogden(2014)最近写道，他对病人“失去生命”的痛苦的无意识理解经常首先出现在他自己的身体体验中。Vartzopoulos和Beratis(2012)观察到:“身体展示了一个无序物体的存在的变迁”。Ferro(2003)将他与一位病人的反移情性头痛描述为一种情绪的先兆，一种压倒性的情感的物质的、身体的“生活”，在谈论它们之前。格兰德(2010)写道，分析者选择变形，进入外星形态，允许自己被丰富的恐惧和身体所告知，“将恐惧转化为坚韧”。她把分析师的身体看作是恐惧经验的一个开口，超出了口头解释的范围。格兰德还指出，我们的文化方言表达的力量，你不能躺下来，或站起来，成为一个男人，可以支持全能拯救我们的治疗师自我的幻想。当我感到眩晕、瘫软无力、对难以承受的、未说出口的、令人困惑的、未经处理的攻击性情绪的身体认知脆弱时，我的治疗师自我肯定会崩溃。

从他们独特的角度来看，每一位作者都注意到精神分析师强烈的、不寻常的、神秘的身体反应，这些反应表达了病人和精神分析师之间的交流。从他们独特的角度来看，每一位作者都注意到精神分析师强烈的、不寻常的、神秘的身体反应，这些反应表达了病人和精神分析师之间的交流。我想特别地把这种躯体化与我所说的鬼魂的灵间体间传递联系起来，我指的是通过心理寄存器将身体自我传递到身体自我。尽管我们经常拒绝倾听，但身体是知识的源泉。在查理的分析中，这种难以形容的创伤情感在字面上——而且常常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的体现，反映了我们在新陈代谢、象征和整合恐怖、幽灵般的恐惧方面的局限性。病人的身体是创伤和疯狂的容器;精神分析者的身体，在心灵的空间里，被调动起来，作为一个替代容器，容纳着病人无法忍受的无意识的和游离的自我部分，无名的恐惧。作为一个容器，身体引领着查理和我进入了未知的原始领域，这一领域位于直接共享反射率之外。与他的历史惊人的不透明性相匹配的是，在灵与体之间，幽灵通过灵与体之间的传递，在灵与体之间进行了惊人的交流。如果我能目睹并从替代的创伤中幸存下来，我的身体体验可能会提供一个机会来重新构建无法忍受的痛苦和重新组织(在)内化。这是通过身体，通过我身体中早期的，恶性的影响，我们开始理解和命名查理令人毛骨悚然的部分，比如他对疯狂的深刻认同，对侵略者的认同，以及他和我都非常害怕的凶残的愤怒。因此，我的疾病和眩晕——字面上的身体失调和不稳定——是一种本能的联系认同他的疯狂和他破碎、受创伤的自我，以及我对这些状态的抵抗。在与查理的谈话中，我增强的内在定位和自我观察，部分是因为感觉太不舒服，无法完全投入或专注于他的话语;沟通更多的是在心理层面而不是在人际层面上进行。

与Loewald强调的组织所需要的无序和进步所需要的回归相吻合，Bollas(1983)强调了生成性反移情回归的能力。他接着描述了如何：

每一位与“反转移”打交道而不是反对“反转移”的分析师都必须准备好，有时可能会因情况而变得相当糟糕。就他对病人移情的重新体验的接受程度而言，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病人对母亲、父亲或婴儿自我的不安部分的再现，或婴儿自我的要素，将在分析者的移情使用中被利用。就像大多数治疗精神失常患者的分析师一样，我在自己的分析自我中进化出了一种生成性分裂。我能接受在病人的生活环境中所引起的不同程度的“疯狂”。然而，在我的另一个方面，我经常作为一个分析家，观察、评估和把握我的那一部分必然是病态的。尽管Bollas并不是专门指身体疾病或心灵间的空间，但他对感染和灌输患者心理的早期但情感上难以忍受的方面的思考，暗示了一个逻辑延伸:即，实施躯体化和干扰状态的心理间-躯体间转移的可能性。

那么到底是谁的躯体化呢?和查理在一起时，我的身体反应是一种流动的问题，贯穿于我们的互动之中：谁害怕?谁心中充满了“无名的恐惧”?“谁病了?”谁是疯了吗?谁有危险?谁是杀人犯?谁是谋杀?这是谁的鬼魂?什么是你的吗?我的吗?我们的吗?如果，在阅读这篇文章时，人们对分析师的了解几乎和对查理的了解一样多，这是因为人们对查理的很多了解都是通过心灵与肉体之间的交流，而不是通过叙述。移情反移情不完全是诱导的，也不完全是个人的;诱导和个人总是混合在一起的。躯体化已经成为我和查理之间付诸行动维度的一个关键途径，部分原因是我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共享一种身体敏感性。

我的身体一直很突出: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跑步、爬山和骑自行车，但也很欣赏在阅读一本好书时身体的平静与安宁。大学毕业后，我发现了舞蹈，并爱上了它所提供的空间——还有音乐，另一种发自内心的体验——在其中迷失和发现自己，用身体表达内心生活的某些东西。而晕厥，作为在没有其他逃避方式时的一种逃避方式，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精神飞行，也是毁灭、无意识和不死的字面体现，也是我身体心理景观的一个方面。例如:在七年级的时候，当我看一部关于分娩的录像时——感觉被禁止离开教室——我昏了过去。这里最重要的是物理寄存器是我和查理的一个“家”——一个使我能接受他的无意识/游离编排的家——和一个让我感到“情境性疾病”的空间。尽管我对付诸行动的具体政策有自己的贡献，但我一生中晕倒的次数屈指可数;这是一个绝望的措施，我从来没有感觉有任何倾向诉诸于任何其他病人。我的内心是否经历了一些查理无法让自己感受的状态?套用Loewald的话，病人的鬼魂(或吸血鬼)在分析者的无意识中品尝识别血液的味道。换句话说，通过我们关系的心理空间，我控制和代谢查理投射的能力崩溃了，这样查理的无意识/游离的、内心的体验就戏剧性地在我的，个人接受能力很强的身体里表达出来了。房间里的身体紧张得很厉害，不得不放弃什么。当恐怖的影响压倒了他，查理逃离城市，人和治疗;身体上被禁止离开一个会议，当投射的身份变得无法忍受时，我晕倒逃离查理和他的吸血鬼幽灵。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逃跑是一种身体症状，它既是防御性的(试图控制和逃离压倒性的情感)，也是表现性的(感觉被摧毁、崩溃、疯狂)。感觉自己不死，就像晕倒一样，也是一种联系:一种我在不知不觉中认同查理创伤经历的方式。

我们，查理和我，在我们的互动中，都在回顾我们自己的过去。我母亲三岁的时候，我母亲的哥哥死于白血病。除了失去哥哥，我的母亲暂时“失去”了她的父母，因为他们的哀悼。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她儿子去世40年后——只要一提到她的儿子，祖母的眼里就会涌出泪水，我为她那令人心碎的痛苦而感到畏惧。我父亲三个月大的时候，我父亲的母亲突然死于病毒。我的父母都经历过类似安德烈·格林(Andre Green)(1986/2005)的“死去的母亲”的经历，其中一个重要的、养育孩子的父母，由于实际死亡或情感上的消失，突然间失去了或不在了，这是一种精神创伤。在不知不觉中找到了对方并生了孩子，我的父母不知不觉地传递了一种强有力的遗产，早年的、无意识的、没有完全哀悼的、创伤性的损失。我父母的损失都是由于身体上的疾病，这与我自己对身体的偏好有关。查理的父母小时候都被巨大的、残酷的创伤和损失所包围，反过来，他们又把这种痛苦强加给了他们的孩子。面对创伤和失去的无助感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突出的主题。

当然，查理的代际传承和我的也非常不同:虽然我的家族史被创伤性的损失所笼罩，但并没有真正的人类迫害者或虐待者。相反，它是自然发生的悲剧、损失及其伴随而来的缺失所留下的遗产，这允许了更为仁慈的内化。通过他不死的能力和他的力量，查理有一些幸存的意图，恶意的伤害，从根本上有毒的暴力。但查理生存的代价是不死，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灵魂谋杀。

我们每个独特的内部对象关系的混杂，以及我们幽灵的相互作用，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工作的呢?尽管我们存在差异，但我们每个人都被言语前的早期失忆所困扰。我们都经历过，从我们的生命的一开始，就萦绕在我们的父母的亡灵和遗留下来的无法哀悼的悲伤(弗洛伊德，1917/1957b;格林(1986/2005)，我们无力修复。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带着幸存者的内疚感，这种内疚感让我们在不同程度上去质疑那些看起来“好得不真实”的事情，去问:“我怎么敢?”所以，尽管我有相当大的阻力，我个人还是接受了查理在心灵与肉体之间的原始交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房间里的毒性，我内心的混乱，以及我对查理可能对他对我(和其他人)的影响做出的反应的担忧，使得我不可能考虑除了自我抱持和保护我自己的感受之外的其他选择。在治疗过程中，我会按摩我的后颈，或者想象和我的孩子们互动，让自己平静下来。与我的小组谈话和写这篇文章也为我提供了一种方式来涵容和代谢那些不在但却在我们中间沸腾的不祥的存在。我相信，在前意识的层面上，查理一直很清楚他对我的影响。但直到最近，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对查理的反应中隐含的一些含义，也越来越不那么害怕了，我才鼓起勇气大胆地说:去质疑是否、何时、该给查理多少回报，有多少是可以说的，有多少愤怒和痛苦可以公开感受到，什么是可以生存的。